乡村“未来社区”建设的多重视域及其评价

【摘 要】将未来社区概念引入到当下乡村总体发展及社会治理的复杂进程中,我们会发现,处于转折关头的乡村世界似乎正面临着一种将现实问题解决与未来持续发展“毕其功于一役”的发展机遇,这便…

【摘 要】将未来社区概念引入到当下乡村总体发展及社会治理的复杂进程中,我们会发现,处于转折关头的乡村世界似乎正面临着一种将现实问题解决与未来持续发展“毕其功于一役”的发展机遇,这便是近年来在浙江勃兴的带有较强超前性的农村版未来社区建设。作为一个集乡村更新及社区发展为一体的综合项目,乡村未来社区建设以“人口净流入量加三产融合增加值”为基础,以乡村更新为主线,兼涉产业、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开启了乡村振兴的新格局。在实践推进过程中,我们必须从“更新视域”、生态视域、产业技术视域以及社会文化视域等方面对其内涵展开深入探讨。并注意处理好传统、现代与未来的关系、城市与乡村的关系、统一性和多元性的关系。乡村未来社区建设与人类的未来发展直接联系在一起,伴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乡村非但不会终结,反而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关键词】乡村未来社区;多重视域;乡村振兴

步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在快速城镇化、乡村振兴和扶贫攻坚的总体背景下,乡村社会发生了剧烈变迁,乡村的更新改造、社区化及其未来发展也由此开始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话题。在诸多议题的讨论中,发端于浙江衢州的以乡村未来社区建设为主题的乡村实践创新格外引人注目。这主要是因为此主题涉及到乡村总体发展亟待解决的诸多根本性问题,包括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城市业已居于现代文明中心的背景下,乡村是否拥有未来?何谓乡村版未来社区?未来视域下的城乡未来社区建设有何区别?又存在着何种意义上的关联?如果我们对乡村未来社区建设做出了肯定性的回答,那么,如何从多重视域对此重新加以审视和界定,并在多元的研讨和对话中寻找乡村未来社区建设的实践推进路径。正是基于上述几个方面的思考,本文拟围绕乡村未来社区建设的多重视域展开初步的研究和分析,并针对其推进过程中所应处理好的几对关系问题略抒己见。

一、问题的提出

谈及农村未来社区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对当代中国和世界乡村发展的社会背景及其所面临问题的分析。

(一)乡村发展话语背景下的新挑战及选择

长期以来,在中国乡村发展的问题上,社会各界基本上是在一个“补偿话语”体系下展开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极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条件下,中国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以城市为中心,城乡分治,导致改革开放前,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总体框架制约下,乡村世界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和制约。改革开放后,随着“联产承包”等改革的实施,城乡区隔的二元体制逐渐被打破,乡村社会获得了快速发展。但受旧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以及新近衍生出的城乡新二元结构的影响,加之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使得中国的乡村发展仍然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21世纪以来,伴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以快速城镇化为背景,乡村振兴、扶贫攻坚,乡村社区建设全面展开,标志着乡村发展进入了全面振兴的发展阶段。城乡社会剧烈变迁的事实,虽然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计划时期乡村封闭落后的状态,将乡村社会纳入到城乡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之中,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当中国的乡村发展摆脱了旧体制的影响制约后,仍然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发达国家乡村发展的新趋向

从世界性的视角审视发达国家乡村发展问题,我们总结概括出一些带有规律性意义的新的发展趋向:(1)20世纪晚期以来,伴随着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的完成,城市扩张速度开始趋缓,因城市环境恶化,一些市民开始热衷于转移到生态宜居的城郊或乡村居住,有些国家还出现了城乡“两地居住”现象,乡村价值开始为世人所重视。“今天的德国已经进入了后工业社会,城市规模的扩张势头已经减弱,在前东德地区、鲁尔区等地区甚至出现了城市萎缩的现象。与此相反,村庄这一传统的生活聚落却由于其良好的空气、接近自然的居住环境以及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建筑风格受到人们青睐。”[1](2)通过改革,将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给予实质性的提升,以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农业农村日益衰落的经济产业基础问题。出现了以日本学者今村为代表的“第六产业”等具有积极建设意义的产业融合升级的总体设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村产业结构发生深刻变革,其分工、分业取得了重大发展,对乡村的认识也有了新的突破。乡村中除了农业之外,还包括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服务业等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部门;乡村兼具经济性和社会性,是具有一定社会经济特征和职能的地区综合体。”[2]此外,网络信息产业及物流业的勃兴,高铁、高速公路的发展,为城乡之间关系的重构提供了可能。(3)全球化和地方化背景下“全球乡村”的出现。提起全球化,人们首先联想到的便是超级城市的出现以及资本、人流、物流跨越国界的传播,如果承认这一发展趋向,便有可能得出乡村走向更加边缘化的判断。但也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并不意味着乡村地区变得千篇一律,而是给乡村行动者、乡村组织和个体创造了新的机会。从而使乡村地区呈现出不同的转变和形貌。”[3]“通过对乡村的缠绕、切入和诱惑,全球化改变了乡村地区。但未能抹杀乡村特性。相反,全球化所带来的网络、资源和行动者融入乡村。形成了新的杂合形式,如此形成的‘全球乡村’,保持了地方特性。但也与此前有所不同了。”[3]其论述为全球化背景下全球乡村的构建提供了可能。

(三)关于未来社区建设图景的初步规划及描述

通过以上概括性的分析叙述,我们应该承认,乡村是否拥有未来,已不再是一个坐而论道的议论性话题,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真实而复杂的现实问题,而新近在浙江衢州率先兴起的乡村未来社区建设则似乎在此问题上开启了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实践序幕。2019年春,浙江省委省政府在全国率先提出“未来社区”概念,表示浙江将继特色小镇建设之后,启动未来社区建设。浙江省省长袁家军对未来社区的内涵有一个“139”的概括:“1”就是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中心,“3”就是聚焦人本化、生态化、数字化三维价值,“9”就是未来邻里、未来教育、未来健康、未来创业、未来建筑、未来交通、未来低碳、未来服务、未来治理等九大场景创新。[4]毫无疑问,上述对未来社区内涵的界定是以城市更新为对象和目标的。但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社会变迁实际上已经将城乡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可分离。而浙江衢州率先启动乡村版未来社区建设,则开启了乡村未来社区建设的进程。在乡村未来社区的具体设想上,衢州提出以“人口净流入量加三产融合增加值”作为综合指标,以特定乡村人群为核心,重点突出“邻里、风貌、产业、交通、教育、康养、文化、治理”八大场景的系统设计,通过改革、发展和民生之间的高度融合,从而实现进则配套完善创业无忧,出则乡土田园回归自然。[5]可见,进入21世纪,以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为背景,城乡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迁,而具有特定内涵的乡村版未来社区建设也开启了乡村振兴的新格局。

二、乡村未来社区建设的多重视域及其展开

如前所述,当我们将未来社区概念引入到当下乡村总体发展及社会治理的进程中时,便会发现,由于乡村未来社区尚为一个较为新近的概念,其复杂而丰富的内涵需要我们从多方面展开探讨和论证,并从中获得一些重要的认识。以下本文拟从更新视域、生态视域、产业技术视域、社会文化视域等方面,对乡村未来社区建设过程中的“多重视域”展开探讨,以深化对问题的理解和认识。

(一)“更新视域”

无论是城市社区还是乡村社区,其带有未来性意义的建设基本上都是通过“更新”的形式加以完成的。作为一个重要的政策和学术用语,城市更新往往与“再生”“复活”“重建”等概念直接联系在一起。多数城市更新研究者都认为,所谓城市更新主要是“用一种综合的、整体性的观念和行为来解决各种各样的城市问题;应该致力于在经济、社会、物质环境等各个方面对处于变化中的城市地区做出长远的持续性的改善和提高。”[6]这表达出明确的问题取向。可见,因城市规模普遍较为庞大,导致其问题取向下的更新实践必然带有一定的渐进性,其单元选择也往往只是城市有机体中的某一部分,多采取有机更新的模式加以推进,即以“适当规模、合适尺度,依据改造的内容与要求,妥善处理当前与将来的关系,……不断提高规划设计质量,使每一片的发展达到相对的完整性,这样集无数相对完整性之和,即能促进旧城的整体环境得到改善,达到有机更新的目的。”[7]

与城市更新相比,学术界一般将乡村更新定义为“在城乡一体化的规划下,对乡村进行的空间、产业、人口的重新布局和建设,主要包括对农村空宅和废旧建设用地的整治、对农业耕地的调整与整治、对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其核心目标是重构区域性人口集中、产业集聚、土地集约的城乡国土空间新格局。”[8]以城乡更新的取向作为参照,我们可以发现乡村更新的一些重要特点:

(1)从更新的目标看,在现代社会体系中,城市已经是作为比较稳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组合形态而存在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城市更新往往是作为一种局部改良修补手段展开的。但乡村则不同,因为乡村存在着通过城市化的扩张和覆盖直接转变为城市的可能,故乡村拥有比城市更为开阔的变动幅度。(2)虽然城乡更新均是秉持着问题取向,但其更新所面临的问题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由于村落既是居住空间,又是生产空间和景观意象空间,遂导致乡村更新一般是集生产、生活为一体,其推进实施具有更为典型的复杂性。(3)与城市相比,农村社区更新的单元虽然较小,似乎更容易把握,但实际上乡村社区的更新更为复杂,更难以把握,正如有的学者分析的那样:在古老都市中,都市意象维护与古迹维护性的都市保存这两者之间较易区分,但在乡间地区,古迹维护任务与地方意象维护及地方文物维护的一般性范围则很难界定得泾渭分明。[9]依此精神,正确的乡村意象维护必须要放弃许多“美化可能性”。[9](4)在城市更新演进的历史上,我们似乎很少能看到替代式更新,而在乡村世界,那种以村落合并、整体拆迁上楼等形式展开的乡村更新却是屡见不鲜的。尤其是当我们将乡村未来社区作为我们的更新目标时,可能意味着更为剧烈的大幅度变化。因此,更新意义上的乡村未来社区建设和推进,应该认真把握好尺度,慎之又慎,谨防以“过度更新”的方式,丢失了乡村存在所应有的依据。

(二)经济产业和技术视域

在现代工业社会,农业长期被划归于“弱势产业”,农民也成为当然的“弱势群体”。在农业劳动生产长期低收益的条件下,必然引发乡村人口的大量外流,“农业的低附加值和低收益让农业生产越来越处于当地政府区域发展战略的边缘,而农业和农村的唯一优势就是土地。在有些地方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缺乏长远的制度规划前提下,公司企业只要是和农业生产有一点关系都以农业产业化为掩护促进其发展,并在引入时制度和规约并不健全。这种做法不是推动农业的发展,而是变相地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发展工业。”[10]因此,农村未来社区建设必须走出一条克服此前障碍的新路,亟待采取应对性措施加以拯救。

1.从经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农村经济产业的振兴是乡村社会发展最为现实的基础性条件。因为只有以产业发展为前提,才能留住青壮年人口,聚拢起乡村社区持续发展所必需的“人气”。20世纪晚期以来,一些发达国家在乡村产业发展领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创新成果是日本学者今村奈良臣提出的“第六产业”乡村经济发展模式。“之所以称第六产业,并非是在原来三次产业基础上增加了第四和第五产业,而后将其研究的对象定义为第六产业,而是说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高度融合的生产方式,从而获得价值的更大化。“1加2加3”等于6,“1乘2乘3”也等于6,因此称为‘第六产业’”[11]。此说提出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对日本的乡村振兴产生了重大影响。此种模式最为突出的政策贡献在于,针对乡村衰败的根本原因,试图通过对乡村传统农业的升级改造,使得作为“第六产业”的农业成为带有时代领先性的产业。同时还突破了第一产业固有的局限,超越了经济产业领域,具有全面激活乡村的特殊功能。

当然,所谓“第六产业”的推进实施也并非是通过一蹴而就的简单操作即可实现,也还是需要具备一些特定的运行条件。其中,产业发展推进实施主体的确立至关重要。如何让政府、市场、村集体组织以及其他行动者和谐地参与其中,成为问题的关键。其中,重要的问题在于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农户是否在未来社区建设过程中发挥其主体性作用。“城市更新必须为城市现有社会和社区问题的最终解决或缓解提供必要的条件。”[7]城乡更新不是制造问题,而是在更新过程中解决或缓解问题。

上述问题的存在,深刻地体现出乡村社区发展过程所面临的问题的复杂性。在快速城镇化及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过程中,经常会发生“农民退出”问题。在某些情况下,这种“退出”是指随着户籍制度和农地制度改革的逐渐深入,农民自愿通过置换和补偿等形式告别乡村,进入城镇,完成所谓市民化的过程。此种意义上的退出“是指农民从土地上的职业退出与从农村区域上的身份退出,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发展问题。”[12]另一种“退出”则是农民仍然留在乡土,而村集体长期以来赖以生存的土地和“绿水青山”等自然资源,被资本以某种不合理的合同移走经营,导致依旧在场的农民却无权参与经营,而衍生出“谁的金山银山”之类的问题。

2.互联网技术与三产的高度融合。值得注意的是,以产业融合为标志的乡村经济发展恰好与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开始崛起的信息技术革命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在乡村发展过程中,引入技术这一重要的变量,不仅可以推进乡村经济的升级,还可以赋予农村未来社区建设以新的内涵。如通过互联网的连接,最为偏僻的山村的农产品可以与大城市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联系。在二者的联系中,城市对乡村产品的需求是真实的,而且极为迫切。通过网络信息现代化,以及与其相配套的物流业的发展,使得城乡之间的交流跃进到新的发展阶段。

3.信息技术与三产融合的另一重要成果是乡村民宿业的发展,以及随之而至的乡村文化复兴。在去农业化背景下,很多农村的产业发展已经将其产业发展紧密地绑定在乡村旅游、民宿等领域,在网络技术与三产有机组合的背景下,民宿业的发展被赋予了一些重要的内涵。在传统的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最为经典的定义认为“旅游是非定居者的旅行和短暂停留而引起的一切现象和关系的总和。这种旅行和逗留不会导致长期居住或从事任何赚钱活动。”此定义的优点在于指明了旅游最为突出的两个外部特征,即移动性和暂时性。[13]但在三产融合发展趋势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背景下,则对此定义给予了一定意义的改写,除了那些旅游者之外,还出现了长期居住者和往来于城乡之间的两地居住者。其作为活化城乡交流的重要力量,发挥了特殊作用。

(三)社会文化视域

在乡村未来社区建设的总体图景中,社会文化方面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从文化理论方面加以审视,所谓文化景观一般是指“附加在自然景观上的人类活动形态”。一般说来,乡村景观从来就不是单向度的,而应包括“乡村范围内相互依赖的人文、社会、经济现象的地域单元”或者是“在一个乡村地域内相互关联的社会、人文、经济现象的总体。”[14]带有明显的总体性。

1.以乡愁文化为表征的乡村地域文化。

如果说乡村的生态禀赋更多的是基于农业生产的自然性及绿水青山资源的天赋性而生成的,那么,作为乡愁文化符号的乡村,则是基于乡村社会关系及相应的组织形态依托而加以维系的。作为传统乡土文化的表征,乡村社会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承载,其价值在于最大限度地保留乡村特质,留住乡愁,并建立起传统与现代的历时性关联。长期以来,社会各界往往使用乡愁概念对乡村文化进行理解和界定,认为所谓“‘乡愁’是家园文化与离散现实的冲突并人生旅途心灵诉求所触发的带有悲剧意味的情思与感触”,“乡愁情结”不仅指向离乡人(游子),其实还包括在乡之人(个体与群体)因分离牵挂之情或土地人民乃至天地人际关系而产生的种种忧患意识与现实诉求。[15]近年来,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发生的乡村社会的剧烈变迁,提出了“村落终结”等沉重话题,从而赋予从社会文化视域审视乡村未来社区建设以独特的价值。

2.乡村自然禀赋和文化资本。

在这里值得特别强调的是。那些拥有自然资源禀赋的乡村在未来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占据着天然的优势地位。凭借这些优势,乡村可以将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同时,通过旅游和民宿项目,与外来的城市的旅行者实现密切的资源交换与互动。而那些历史悠久、具有厚重文化资本的村落,甚至可以成为世界性的村落。在此问题上,浙江德清打造的莫干山民宿旅游度假区,堪称是一个经典的借助文化资本推进乡村振兴的案例。此外,那些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如乡风民俗,在未来社区乡村版的打造过程当中,也将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

3.乡村城市化的陷阱。

从文化研究的视角看,乡村存在的价值,主要在于其拥有一些城市所不具备的重要特质。在乡村更新及社区建设中,如果我们按照城市的规划逻辑将乡村的核心特质去除而形成城市版的乡村。那么,乡村作为乡土社会所应具有的一些重要特质也将不复存在。很显然,这是一种失败的规划设计。但应该指出的是,我们所强调乡村特质的保留,也不是刻意地使乡村脱离于现代文明,而是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综合体。

4.要在破解乡村人口大量外流的挑战上下功夫。

从工业社会诞生以来,便出现乡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量流动。由于城市集中了乡村所不具备的人类生活所必需的各种资源,导致乡村的人口外流似乎已不可逆转。在此种情形下,乡村社会必然要面临其何以可能的真实地问题和挑战。因此,如何在乡村,尤其是那些地域偏僻又没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可凭借的乡村,如何吸引外来人口,保持村落一定数量人口的存续,便成为一个极具挑战意义的话题。现实中如果一个村落没有足够的人口作为支撑,其所依托的社会关系也将不复存在。而失去了互动关系和组织依托,村落的文化也就丧失了生命力,所谓未来社区建设也就无从谈起了。

(四)生态视域

将乡村生态问题置于中国社会的语境下展开分析,我们会看到:乡村未来社区建设所要破解的环境生态难题主要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乡村固有的生态优势,把长期以来被闭锁、压抑和变异了的乡村生态魅力解放出来。

1.农村社区环境生态问题的发生及解锁。

如前所述,在乡村环境生态问题上,似乎存在着一个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悖论,即为什么与自然保持更近距离的乡村,在某些情况下其生态反而不如人口密度高的大城市?毫无疑问,长期以来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之间存在着较大发展落差的重要原因。表现在农村在规划建设投入方面长期落后于城市,使得农村自身的环境设施及服务较为薄弱,导致其生态优势被严重地压抑。此外,在乡村工业化的思路下,农村大办工业,导致土地、河流、大气均遭到严重的污染,无法消解和排放。近年来有些城市“为解决城市污染企业扰民问题,许多城市都提出了经营城市的理念,用转换污染企业现有土地的方式,实行污染企业搬迁,结果造成了更加严重的污染”[16]。因此,乡村生态问题之解决,必须采取一些配套的措施,方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近年来,一些省份针对农村社区建设所面临的最难解决的短板—“水”和“土壤”问题,展开针对性治理,开展“五水共治”行动,即指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在浙江衢州,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为指导,“全面落实督察整改,助力‘活力新衢州、美丽大花园’建设。以生态文明示范创建行动为抓手,以改善水环境质量为核心,深入推进‘污水零直排区’和美丽河湖建设,污水‘应截尽截、应处尽处’。”[17]采取多方面举措从根本上解决乡村的污水问题,拂去蒙在乡村世界的尘垢。

2.以城乡对流机制建立起城乡社会的新关联。

长期以来,城乡之间顺畅的交往互动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使得乡村的生态优势在很大程度上被闭锁于乡村空间范围内,未能形成城乡共享的态势。在现实中乡村的生态优势不可能在闭锁的条件下形成,而应该以城乡良性互动为条件加以展开。如对于村民来说,其对家乡的绿水青山已是习以为常,只有通过“外来游览者”的目光,才能获得进一步的升值。对于乡村而言,“这些城市的观光者的到来,以及此群体所表现出来的对乡村社会文化的喜好和认同,反作用于村民,使得村落留守者对于村落传统价值及自身存续意义产生了新的认识,重新拾起对乡村的自信,其激励作用是不言而喻的。”[18]故生态视域下的乡村未来社区建设所应聚焦的问题在于:通过政府积极的政策支持,采取一系列针对性措施,建立起城乡对流机制,将长期以来被种种因素所桎梏的乡村生态优势解放出来。

三、乡村未来社区建设应处理好的几对关系

将乡村未来社区建设置于当下中国社会转型与发展的背景之下,结合浙江衢州当下正在展开的带有较强超前性的农村未来社区建设实验,我们可以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

首先,要处理好传统、现代与未来的关系。如前所述,未来取向下的农村社区建设,不是以一些现代或未来的元素简单地改变、覆盖或替代传统,而是要把村落社会所承载的传统共同体的特质置于传统、现代、未来的历史时间隧道之中加以延续和光大,并有机地嵌入到未来社会发展的体系之中。从总体上看,乡村所承载的传统是立体的,既包括天然的自然生态景观,也包括村落民居建筑等有形的物质文化实体,更包括传统乡土社会一系列无形的关系联结及风土民俗。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乡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开始大规模地展开,使得村落共同体发生了严重松懈。旧有基于生产、生活和村落关系而建立起来的共同体组织也开始走向消解。面对上述问题,如果我们没有及时有效地设法减缓或遏制上述演进态势,而是反而加速和推进这一过程,那么我们建立起来的未来社区很有可能会蜕变为一个地地道道的空壳社区,而不具有任何意义上的共同体特质。因为对于承载着农业时代厚重传统的乡村而言,如若失去了传统,便失去了其存在的基本价值,也丧失了与城市互动的基本资质,由此也失去了其建设目标和发展的未来。同样,如果我们的建设方案没有未来性,那当然也是没有前途的。

其次,要处理好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从发展的未来性视角看,乡村和都市均是人类文明迄今积淀起来的文明聚落形态。正如基于现代工业主义建立起来的城市形态没能取代乡村一样,“未来”亦不能吞并都市和乡村而建立起所谓全新的未来社会形态,而只能在其固有的基础之上实现其创造性的传承和转换。因此,未来社区建设要想真正落地,就必须处理好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使其规划植根于城乡社会的现实基础之上。其一,要对城乡关系给出新的定位。一般说来,农村未来社区建设要以城乡一体化和城乡对流机制的建立为前提,我们不可能在城乡封闭区隔的条件下展开未来社区建设。历史上,在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之下的乡村社区发生了剧烈的变迁,其发展往往呈现出乡村城市化的特点,这实际上是用城市来覆盖乡村,最终导致乡村走向终结。可见,这种以城市化的思路来构建乡村未来社区的做法,也注定是没有前途的。其二,农村未来社区建设中城市与乡村的融合。早在19世纪末,英国城市学家霍华德在规划其田园城市理想时,便努力追求将城市和乡村的优点结合起来,形成更高层次的综合。应该看到,在今天此种深度融合之所以能够成为必要和可能,主要是因为:在深度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乡村地域和城市都表现出一系列特殊的变动。城市作为现代社会的中心,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承载者,其作为未来社区建设的主要对象目标似乎是毋庸置疑的。相比之下,乡村则是作为一种日渐走向衰败的地域社会而存在的。但反过来看,各种走向过密化的超大都市也并非无懈可击,其所面临的危机和险象也是有目共睹的事情。而值得注意的是,乡村在走向衰退的同时,也开始显现出农业文明的坚韧性及天人合一之境。因此霍华德当年提出的城乡融合的理想被当代人不断地重新提及并付诸试验。“城市化并非简单泛指居住于城镇的人越来越多,而是凸显城市与非城市地区之间的来往和相互关系日益增多的一种过程。”[19]尤其是进入20世纪晚期之后,现代社会表现出城市乡村界限的模糊化的特点。而且这种模糊化主要是指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界限,不像以往以一种极其鲜明的甚至是对立的方式出呈现出来的,而是表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错式互动和发展。此外,现代信息交通技术的进步,也使城乡之间的联系大大加强。这为人们游走于城乡之间,提供了空前便利的条件。

再次,农村未来社区建设的统一性与多元性。与一般的乡村发展政策规划不同,农村未来社区建设带有较强的总体性,将“人口净流入量加三产融合增加值”作为综合指标,以特定乡村人群为核心,试图通过八大场景的系统设计,通过改革、发展和民生之间高度融合的总体性发展规划,在其推进和展开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总体和局部的关系。在农村社会学以往的研究中,对乡村村落的类型展开了比较细致的专业划分。在中共中央国务院新近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即将“分类推进”作为乡村发展的重要路径,将村庄分为集聚提升类村庄和城郊融合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搬迁撤并类村庄等[20],上述划分对于我们构建乡村未来社区具有重要的类型学意义上的启示。它告诉我们,现实中的农村社区建设事实上不存在统一模式,而是基于乡村社区所处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和历史积淀等条件建立起来的。将乡村未来社区建设的不同类型置于中国社会复杂的转型变迁进程中,我们会发现乡村未来社区的建设,基本上是以村落为单元展开的。在传统、现代、未来分析模式展开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注意,乡村未来社区建设实际上是对现代性城乡关系表达的偏颇性的一种纠正。众所周知,在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下,城乡关系的表达,往往呈现出典型的城市中心论。在此种观点看来,所谓现代化和城市化,就是乡村不断扩张膨胀进而对乡村实现征服的过程,城市占据了绝对的中心地位,而乡村则不可避免地处于边缘从属地位。但从城市与乡村各自所承载的功能而言。二者各有其分守,并不存在相互之间的简单替代和覆盖。

总之,在新时代社会发展剧烈变迁的背景下,我们对现代社会的城乡关系这一核心命题必然会产生一系列前所未见的新的理解和认识。“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兼具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与城镇互促互进、共生共存,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20]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乡村的发展非但不会终结,反而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是我们在研讨乡村未来社区建设问题的过程中所应谨记的。

作者: 清研网

清研网总编辑室

为您推荐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

13269635262

邮箱: huangdonghong@treeyee.com

7*24小时
关注微信
微信扫一扫关注我们

微信扫一扫关注我们

关注微博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