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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苏鲁浙，2019年中国GDP总量四强省份。
在这四大经济强省中，广东有深圳，山东有青岛，浙江有宁波，唯独江苏“膝下无出”，没有计划单列市。
江苏并不是没有拿得出手的城市，苏州、南京、无锡在全国都排得上名号，其中，苏州更是2019年GDP总量接近2万亿元，排名全国6，但如今它们并不属于计划单列市阵营中的一员，没能获得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政治地位。
其实，江苏一度是有一个计划单列市的，只不过在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演进的过程被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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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有过计划单列市
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大致始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当时，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使中央得以顺利着手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其中，城市计划单列就被选为当时改革的突破口。
1983年2月，《关于在重庆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意见的报告》获批，中央决定对重庆实行计划单列，赋予省级管理权限。
1984年5月、7月和10月，国务院办公厅分别批准了武汉市、沈阳市、大连市、哈尔滨市、广州市、西安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请示报告，宣布赋予六市省级经济管理权限。
接连设立7个计划单列市背后，是历经十年动乱的改革初期，中央财政着实艰难的困境。通过把省级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给城市，把城市财政和税收直接纳入国家计划的制度设计，不仅有利于缩短管理层次，提升整体经济效率，也可以缓解中央财政紧张的难题。
中国计划单列市的历史演进/搜狐城市制图
至于计划单列市究竟有何权限，1985年国务院办公厅曾下发通知明确说明：计划单列市和省级计划单位一样，拥有省级经济管理权限，在国家计划中单列户头，其经济和社会发展（包括财政）各项计划全面单列，直接纳入全国计划综合平衡、统筹安排，并直接参加全国性的各种经济活动。
因此，拥有更多经济自主权的计划单列市，成了各地争相设立的香饽饽。1986-1988三年间，国务院又相继批复同意青岛市、宁波市、厦门市和深圳市实行计划单列。
但对于省级政府而言，省内重点城市计划单列意味着自身权限被削弱，于是，省与计划单列市之间因权限划分不清引起的矛盾和扯皮不断。
显然，中央也觉察到了一些城市在计划单列后产生的负面影响，于是在最后一次批准计划单列市时提出了新要求。1989年2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南京、成都、长春三市实行计划单列。批文中要求江苏、四川和吉林省政府要继续加强对三市的领导，妥善处理省市之间的关系；不要因实行计划单列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减少；三市也不要因之搞机构升格、增加编制。
南京、成都、长春三市获批实行计划单列/中国政府网
至此，中国计划单列市数量达到顶峰，共计14个，江苏也顺利赶上了末班车，收获了一个计划单列市名额，不过，南京实行计划单列的时间十分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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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计划单列被取消，苏州久坐“冷板凳”
1990年，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先后走访南京、成都、武汉等计划单列市调研，研究发现省市间的利益矛盾仍然存在，赋予计划单列市的省级经济管理权限，还有相当部分没有落实。
当时，成都市就反映，该市不仅财政没有单列，而且在实行计划单列后，四川省税务局成立了“省税务直属征收分局”，对成都市三个城区内原在成都市申报纳税的省级单位和“三资”企业（共1123户）进行征税，一年约有1.63亿元的资金被省直接收走。
就在省与计划单列市的冲突毫无缓和迹象时，为了维护省政府的权威和地方政治的平衡，同时分税制的实施，使得中央财政得到充分保障，于是，国家没有必要再对这么多城市进行单列，计划单列市面临新一轮的调整与变革。
1993年7月，中央印发通知，规定除重庆、深圳、大连、青岛、宁波、厦门保留计划单列市外，其余省会城市不再实行计划单列。据此，全国计划单列市由14个减少为6个（1997年，重庆升格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地位自动取消）。
短暂实行了计划单列的南京，就这样被摘去了“计划单列市”的头衔，但很快，一个新头衔尘埃落定。
1994年，中央决定将原14个计划单列市加上杭州、济南，共16个城市确定为副省级市，此外，副省级市中仍实行计划单列的，按照有关规定继续享受原有的管理权限；不再实行计划单列的，原来中央赋予的权限原则上暂不改变。
南京就这样完成了从计划单列市到副省级市的转变，但无论是计划单列，还是副省级城市，江苏经济最强市——苏州都没能分到一杯羹，久坐“冷板凳”。
苏州现平流雾景观，看似“天空之城”/视觉中国
探究其中缘由，中心市区对周边区域的经济辐射能力不强，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苏州政治级别上升的砝码。因为，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大核心逻辑就是，做大做强中心城市，继而辐射周边地区，提升总体经济绩效。
而拥有“县级市四大天王”（昆山、常熟、张家港、太仓）的苏州，在某种程度上是县域充分开发后形成的“一大四小”弱中心城市集团，苏州超过一半的GDP来自于这四个代管县级市。
此外，苏州引以为傲的“苏南模式”，一方面是借助上海的资源辐射实现县域工业化，另一方面融入上海的产业结构，承接上海产业链下游的工业部分。而“新苏南模式”更是与浦东大开发相对接，吸引进入上海的国际资本以上海总部、苏州工厂的模式落地。换言之，就是一切围绕上海配套。
因而，假使邻近上海的苏州，成为计划单列市或者副省级市，则必定会稀释上海的政治地位和资源配置。于是，作为世界级城市的上海，保证了苏州经济的底线高度，但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给苏州政治地位的上升设置了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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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单列市的尴尬处境
2015年，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金祥荣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计划单列市的GDP增速在2012年之前明显高于省会城市，但2012年之后，它们的GDP增速明显下滑，并低于对应的省会城市。
金祥荣指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不断强化，五个计划单列市在开放之初优先享有的一系列优惠政策，随着全面对外开放而拓展到内陆各省市，因此，计划单列市在经济维度的特别权限和优势地位越来越弱化。
与此同时，随着区域发展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区域间要素资源如资本、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越来越频繁，基于规模效应和功能分工的区域间协作不断提升，然而，计划单列市与对应省会及周边其他城市间存在行政权分割的事实，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融入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正是基于同样的逻辑，国家行政学院课题组曾撰文提议取消计划单列市。
在课题组看来，应当推动计划单列市升级为中央直辖或归位为省辖以更好地融入周边城市群，发挥其在全国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同样，辽宁大学地方财政研究院院长王振宇的实证研究也表明，计划单列体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并且，计划单列体制城市越多、财政单列项目越多，越倾向于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显然，当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建设，成了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
传统的计划单列体制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如此想来，今后“江苏有无计划单列市”或许不会再是一个话题。
毕竟，计划单列市，这个诞生于计划经济时代，就连称呼都带着高度行政导向和计划色彩的名词，在城市发展新逻辑下，或将被弃至故纸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