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村务”背景下新乡贤参与村治的逻辑、方式及意义

长期以来,中国乡村治理问题一直为学界所倚重。无论是费孝通早年间对中国基层社会“乡土性”特征的认知判断,抑或是以晏阳初、梁漱溟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学者的诸多村落治理实践,还是新时…

长期以来,中国乡村治理问题一直为学界所倚重。无论是费孝通早年间对中国基层社会“乡土性”特征的认知判断,抑或是以晏阳初、梁漱溟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学者的诸多村落治理实践,还是新时期贺雪峰、吴毅等“华中乡土派”学者对建构乡村社会本土理论的田野追求,都意味着乡村治理已成为学界持续关注的重要论题之一。尤其是最近四十年来,我国乡村社会在相继经历了从“农业集体化”到“包产到户”,再到“取消农业税”等特殊过渡阶段之后,原有的乡村基层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动态转型。具体到乡村治理层面,其中较为显著的特征即是从传统的“乡政村治”模式到“村社协同”模式的结构性转变[1]。事实上,如果从历时性发展脉络审视,不论是数年前在全国各地开展红火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还是目前在农村社区已遍地开花的“美丽乡村”建设,都离不开对中国乡村治理路径的基本逻辑探索,即如何在遵循乡村客观发展规律的前提下,促进乡村社会走上良性的运行轨道。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中央在召开十九届四中全会期间,全面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部署。当前我国“乡村振兴”战略正有序推进,也为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新型乡村治理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在乡村治理具体实践过程中,一部分农村社区仍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悬浮”治理地带,这直接影响到现代乡村治理与村落民众生活的有效性衔接、落实等诸多问题。本文主要从“消极村务”的村治背景出发,立足基层“乡村内卷化发展”现象这一微观视角,重点讨论当代新乡贤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逻辑、方式及意义等问题。

一、“消极村务”的提出与“乡村内卷化发展”现象

在《新乡土中国》一书中,贺雪峰曾提出一个非常值得琢磨的观点:“积极村务不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村干部应做的是消极的村务”[2]。所谓“积极村务”,主要是指村两委积极谋求村庄发展,村务工作的重心旨在寻找发展经济的好路子,从而带领村民致富奔小康。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积极村务”长期被作为引领我国乡村治理工作的主旋律,在全国各地也相继涌现出了一批代表性村落。例如,从20世纪80、90年代就已名噪全国的大邱庄、南街村和华西村,再到晚近的浙江鲁家村、陕西袁家村和江苏马庄村等“明星”村落,皆是践行“积极村务”的典型代表。当然,作为“乡村治理”成功示范村的榜样而言,这些村落的成功实践无疑是极其鼓舞人心的。但若进一步推敲此问题,为何四十年来这些“明星”村庄一直寥若晨星,其成功经验难以在面上推广开来呢?细究之,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这些“明星”村落通常具有其他乡村难以复制的“必要”条件:一是有乡村“能人”带头,他们一般在村庄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的“精英”导引作用;二是有区域优势,这些村落或者地处经济发达地区,或者位于大中城市的近郊,抑或具有独特的旅游和产业资源禀赋;三是有市场优势,他们往往能够充分利用卖方市场价值,保证其所提供的“乡村产品”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实现效益最优化。但现实困境在于,如果放眼全国,能够同时集聚“天时、地利、人和”等三种要素的乡村实在是凤毛麟角。倘若不具备“天时”、“地利”等先行优势条件,基层乡村“能人”的理想主义则大多会遭遇挫折,甚至可能导致村集体负债等不良现象的发生。马克斯·韦伯认为,统治的结构,尽管其特性很少有明确与某些特定的经济形式相联系,但确是一种在很大程度上的经济方面至关重要的因素,而且大多数也同样以某种方式受到经济的制约[3]。反观当今乡村治理领域,治理的权威与经济发展因素也有着重要的关联,但这种“经济至上”的绝对追求并不能完全适应当下的乡村社会治理情势。有鉴于此,贺雪峰提出,“在当前基层治理中,积极村务不仅没有必要,而且相当危险。”[4]换言之,为乡村谋求经济发展之路虽然是众多村治参与者的“积极”夙愿,但这并不等同于乡村经济发展水平就能够随之普遍性的提质增效,其中可能还存在着不少适得其反的村治风险。

与“积极村务”不同,“消极村务”的重心在于维持乡村生产、生活的基本秩序。需要说明的是,首先,“消极村务”并非意味着村治参与者怠治、懒治。正如贺雪峰所述,“消极村务”可以积极去做。其次,“消极村务”也并非不重视乡村发展,只不过其相关的人力、物力主要倾向用于村庄文教、村庄环境、村民生活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这种乡村治理方式的典型表现之一即是乡村发展的“内卷化”现象。所谓乡村内卷化发展,主要指乡村在经济发展层面可能较为缓慢,或者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现象,但乡村的整体宜居指数却会随着公共服务资源的影响而不断提升[5]。当然,就一般的乡村治理理论而言,经济发展是乡村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没有达到一定水平的经济发展,也不可能带动乡村社会其他领域的全面发展。因此,缺乏乡村经济发展作为基础,“乡村内卷化发展”现象的出现离不开外部条件的支持:一是现代城乡互动新格局态势的生成,二是国家直接面向乡村的财政转移支付。大致说来,当前我国的农民群体选择进城务工寻求致富机会,城里人选择返归乡村进行休闲、旅游活动,这种城乡互动的新格局呈现出整体一致性特征;同时,为了平衡各地区之间的乡村发展问题,中央从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生态等多个层面对乡村实施了具有全局性特征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6]。因此,审视“消极村务”的现代村治逻辑,它通常与村落社区的“内卷化发展”现象密切关联。当然,目前即便我国大多数村治参与者对“积极村务”心向往之,但受制于诸多现实困境的制约,可能他们往往还是默认选择了“消极村务”形式。尽管如此,必须要承认的是,“消极村务”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我国诸多村治策略中可选的方式之一,它主要指向于村庄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的治理经验层面,并不会必然导致“乡村内卷化发展”现象的出现。进一步而言,基层村治负责人在应对现实治理难题时,“乡村内卷化发展”现象其实更象征着“消极村务”治理逻辑的外延体系拓展,这两种村治策略的交织在当下乡村治理实践过程中大致呈现出以下三个特征。

其一,从乡村内部的主体性发展诉求来看,村民需要更为优质的基层公共服务。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行政村成为我国行政区划体系中最基层的区域单位。我国大多数行政村都曾历经过与周边自然村合并的特殊阶段,基层村庄人口相对较多,但大部分村两委的组织架构却始终维系在六、七人左右的组织规模[7]。因此,在乡村中从事村务管理的人力资源明显有限,服务动力和能力皆较乏力。在田野调研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为解决这一难题,部分集体经济状况良好的村庄倾向用购买服务的方式选聘临时帮工人员。但这些在村庄行政服务大厅工作的办公人员,并不能为老、弱、病、残者居多的乡村提供稳定、高质量的公共服务[8]。由此可能造成的结果是,村民对于乡村基层公共服务的普遍性诉求无法得到完整兑现。在“乡村内卷化发展”背景下,尤其是在当下我国各地普遍开展的“美丽乡村”建设工作中,村民对于优质的基层公共服务诉求更为明显,而乡村基层公共服务诉求与现有供给能力之间目前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鸿沟。

其二,从乡村发展的外部支撑性资源来看,客观上需要村集体或社会力量的积极介入。“乡村内卷化发展”的资源输入大多来源于外部“输血”,“消极村务”则意味着村庄集体自身的经济财力较为有限。对于一部分集体经济“空壳村”来说,他们甚至无法解决乡村治理过程中基本的村民救助、生活帮扶等现实问题,更遑论为村民提供其他社会福利。吴毅在调查中国以纯农业型、缺失集体经济的部分村庄状况时就曾指出,集体经济的缺失导致村庄公益难以启动,村干部主要发挥着“维持会”的作用[9]。这一内在“造血”能力不足的发展态势在当下乡村社会并不鲜见。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通过各种帮扶手段,大力推行乡村全民医保、社保等惠农政策,自2015年起又发起了规模、力度空前的“脱贫攻坚战”,均取得了较为显著的社会成效。但村民在面对因病、因事返贫的窘境时,又可能引发新的社会问题。这也表明,在国家和村集体、社会力量之间,需要探索构建一种良性的外部支撑性资源输入模式与多重力量互动机制。

其三,从乡村治理的未来发展路径来看,其背后暗合了村治规范化与行政化的演进趋向。进入后农业税时代,我国乡村治理工作方式更加趋向于规范化。国家在宏观政策方面不仅倡导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乡村治理体系,也特别强调自治、德治、法治三种基层社会治理逻辑的综合运用。在“乡村内卷化发展”过程中,意味着乡村治理的行政化趋势可能会更加凸显:一是村两委成员均有来自国家财政支付的固定工资和绩效工资,其身份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国家“干部”,而在村民眼中,他们往往也被视为“官”的身份;二是村两委成员必须轮流坐班,他们的日常工作方式与国家体制内的行政人员相类似。在此基础上,如果认同以上乡村治理的基本逻辑和使用策略,对于处理复杂的村庄日常公共事务而言,“消极村务”与“乡村内卷化发展”现象的出现,可能也是我国部分乡村地区面对村治困境时一种积极的应对方式与治理样态选择。

前已述及,作为当代乡村治理工作的主要参与者,仅仅依靠村干部等村两委成员的个体努力效果显然是十分有限的,而在后农业税时代催生的村治“对上负责”模式,容易导致村民与村干部内部形成新的“悬浮”治理边界,使得二者之间的疏离感愈加明显。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乡村社会面临的“新状况”也对村治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已有学者从乡村自治单元的视角提出通过自然村落、村民小组或楼栋等单元切入点,以规模、联结找到有效的自治单元,对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工作的自治有效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10]。但其仅从村治单元的结构设计层面提出反思,并未对参与村治的新兴主体对象进行深入讨论。进而言之,在当代乡村治理工作面临着诸多现实难题的境遇下,在“消极村务”落地和“乡村内卷化发展”的过程中,还须充分挖掘、利用乡村社会的内生性资源。而乡村社会中的新乡贤群体,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扮演着“文化中间人”的关键角色。在古代中国乡村社会,“生于斯之,有功德于民者”是谓乡贤,他们往往被视为国家治理基层社会的缓冲媒介,这为乡村社会保留了富有弹性的自治空间;进入现代民族国家时期,乡村自治传统仍然保持着较强的惯性社会力量。新乡贤群体通常以推行社区公益的组织方式呼应基层乡村治理,并持续影响着乡村社会的变迁进程。古有传统乡贤,今有当代乡贤。下文主要围绕新乡贤参与村治的基础视角展开探讨,重点讨论新乡贤群体参与村治的逻辑及组织方式,剖析当代乡村治理过程中内嵌的乡贤智慧和文化意义。
“消极村务”背景下新乡贤参与村治的逻辑、方式及意义插图

二、新乡贤参与村治的逻辑及主要方式

理解新乡贤参与村治的主要方式,首先应当厘清新乡贤群体在当下农村社区的身份界定问题。一般认为,新乡贤主要泛指行政体制外的乡村精英群体。他们通常具有特定所属村籍、乡籍的原始身份,并在其相关的经济、政治或文化等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且有意向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来反哺乡村发展。目前我国各地在市、区、镇、村层面已经成立了1000余个以“乡贤”命名的民间社会组织,其中以江苏、福建、浙江三地成立的“乡贤”组织居多,三省占比达90%以上[11]。从全国各地的新乡贤实践经验来看,乡贤的类型、功能划分及结构组成呈现出典型的地方性特征。如果按照地域划分,主要分为在村乡贤与不在村乡贤;按照反哺功能划分,可分为德乡贤、文乡贤、富乡贤和技乡贤等[12];若按照组织机构划分,在村一级包括乡贤理事会、乡贤参事社等组织形式,在乡镇、市区一级则有乡贤协会、乡贤联谊会、乡贤促进会等各类民间组织。具体到乡村治理范畴,有学者根据村庄价值生产能力的强弱把乡村划分为原生秩序型、次生秩序型、乡村合谋型、无序型等四种治理类型,并提出尽管村民自治制度提供了乡村治理的基本架构,但在大多数中国乡村,并没有真正成为决定乡村治理状况的决定性力量[13]。这也意味着当前的基层乡村治理体系仍存在着进一步发展完善的空间。进一步说来,处在转型期的中国乡村社会,仅仅依靠村两委架构参与村治的单一方式显然无法应对复杂的乡村难题。通常情况下,村务管理主要指村级公共权力组织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运用公共权力对村庄公共事务进行的组织、协调和控制[14]。如果从村务管理的实际操作逻辑层面来看,对于修桥铺路、调解纠纷、兴办文教事业等村落公益性事务的管辖和治理,需要新乡贤等村庄内生性资源的有序介入。一方面,这些新乡贤群体相对于普通村民而言,他们具有较为丰富的外部视野和社交能力,并在村落内享有一定的权威,能够为村庄注入外部资源,凝聚公益性的村落治理资本;另一方面,他们大多对其所在乡村的村情、村况有所了解,并且具有一定的反哺乡村的意愿和诉求,能够配合村两委开展各项辅助性村治工作。总体来看,目前新乡贤群体参与村治过程中主要包括四种方式。

第一是村务协商。涉及到村庄发展、建设的重要事项和重大议题,基层农村社区通常会采用群体磋商的方式进行村务协商。其实,在“乡村内卷化发展”的前期阶段,新乡贤群体可以在村务协商方面发挥重要的“参事”“议事”作用。村委会作为一个“群众性自治组织”,其主要任务在于办理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等。村治的应有之义和当务之急,不仅要提供政府与农民的中介,也要解决农民与市场的中介,这是村治的两种应有职能[15]。现实情况下,以村两委为代表的基层组织在参与村治过程中,他们往往既要忙于应对“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窘境,还要时刻面对来自村落内部“熟人社会”的人情压力,村两委的中介职能可能无法得到有效发挥。但是借助乡村社会中新乡贤群体的民间权威和资源禀赋,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村治主体单一性的问题。例如,在浙江上虞称海村,该村充分利用本土乡贤力量,重点打造“富乡贤”群体的村务协商功能。2016年,该村不仅成立了乡贤理事会,还自发成立了上虞第一家民办非企业单位——上虞称海乡贤参事社。乡贤参事社成员主要由本村退休老干部、老党员、村民代表、企业家(村办企业或外地经商人员)和退伍军人组成。在这个不足3000人的村庄,村内16位富乡贤自愿认捐设立了3460万元的“乡贤基金”,共同商议制定公益基金管理办法和相关章程[16]。同时,新乡贤组织协助村委会制定《称海村村规民约》。在乡贤基金的具体使用方面,一是协助村委会建立大病救助制度,对本村因病致贫的特殊家户提供每人3000元补贴;二是利用乡贤基金,按月发放敬老补贴。该村60周岁以上老人,每人按月可以领取10-100元不等的生活补贴。此外,乡贤参事社还安排擅长处理人际关系的新乡贤成员,负责在村庄内部走访调研,及时向村委会反馈村民的意见信息。这样不仅为村民提供了村务协商平台,也为村委会提供了决策参考意见,从而有效降低了村庄治理成本。

第二是调解纠纷。对于农村社区的大部分民众而言,他们仍然处在一个相对熟络的生活圈子内。在传统中国社会,解决社区纠纷的机制主要是在地方官吏意见与社区/宗族调解之间的一种半制度化的交流,民间调解者主要关心如何讲和与相互让步[17]。村民在日常生活中免不了产生各种矛盾纠纷,而且比较琐碎,并直接影响着乡村治理的现实成效。虽然农民需要为解决不同层次的公共事务建立不同层级的认同和行动单位,但在家庭这个基本认同单位以上,一般只有一个主导的基本认同等级,它决定了村治的基本面貌。由生产队演变而来的村民小组,既是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大多具有共同的灌溉体系,还是一个人情圈,是农民进行生产合作和人情娱乐的主要场所[18]。这也意味着,新乡贤群体普遍散布于乡村内部的各个村民小组之中,他们能够成为调解民众日常生活纠纷的重要纽带。例如,在河北邢台市大平台村,当地村民将“有文化、有时间、德高望重者”定义为新乡贤,主要包括退伍军人、退休教师、退休老干部、退休律师和返乡经商人员等人群。在这个人口规模约3000余人的行政村,下设15个村民小组,村民又细分为东、中、西三个片区。起初,这一类新乡贤群体在村中经常协助村委会调解各种民间纠纷。后来,经乡贤商议,同时在村主任和返乡商人的支持下,该村于2018年11月自发成立了20余人的老泥调解工作室,主要负责调解村民之间因婚姻、家庭、继承、赡养、邻里关系等民事纠纷。工作室调解员由本村德高望重的乡贤担任,对乡村有功德者均可申请加入。他们平日里主要进行本村矛盾纠纷排查,同时兼任信访信息员,向村民宣传国家法律、法规,配合镇、村和司法部门交办的工作任务。大平台村的德乡贤和文乡贤们在调解纠纷时,一般需经历登记、受理、调查、回访等程序,还要对调解案例进行归档处理,乡贤工作室的保管期限为三年。在村民看来,生活中遇到的盖房纠纷、土地纠纷、妯娌和婆媳纠纷等家长里短之事,尚达不到走法律途径解决的程度,因此他们也习惯于寻找村中德高望重、具有一定社会经验的乡贤进行调解[19]。从乡村治理效果来看,这种新乡贤调解机制同时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避免了原来口头约定出尔反尔的弊端,也大大减轻了村委会的村治负担。此外,村民小组长有时也承担着在村新乡贤的角色。其权力更多地来自当地的(民间)社会,是农民日常生活在那个社会的“权力文化网络”的自然代表[20]。所以,他们在调解一些村庄内部纠纷时,也具备一定的主体身份优势。

第三是文教事业。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中的文教事业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首先是协助村委会建设、完善乡村文教基础设施建设。例如,浙江称海村的一名富乡贤单独出资150万元,用于该村文化礼堂建设,为丰富村民的文化娱乐空间提供资金支持。其次,发挥乡贤优势,推进文教事业宣传和研究工作。例如,宿迁充分发挥乡贤文化研究会的作用,精心组织各项文教活动。编辑刊行《泗阳县乡贤文化》报,举办乡贤文化艺术节。充分发挥本地乡贤文艺特长,自编自演送文艺进乡村,推进乡贤文化进厅堂、进课堂、进讲堂、进礼堂,提升文宣教化功能,倡导乡贤精神,增强了地方乡贤的名誉认可度。再次,利用乡贤资金,促进奖教助学和乡风文明建设。例如,在浙江绍兴西扆村,本地人口3500余人,外来人口7000余人,村内下设5个党支部。为协助村委会解决村治难题,该村借助本地企业家众多的优势,于2015年成立乡贤理事会。选举乡贤人士88人,设立乡贤基金约655万,搭建了乡贤会与本村商会相结合的乡贤平台)[21]。乡贤会参与制定《西扆村村规民约》,并与村委会共同负责表彰、奖励模范遵守村规民约的家庭或个人。为了解决村中红白喜事问题,倡导公序良俗,提倡简谱办宴,该村新乡贤群体协助村委会设立1200平米的家宴中心,可同时容纳600-700人就餐。可见,新乡贤群体参与文教事业治理,有利于优化乡村资源的配置整合,增强乡贤参与、协商共治能力,有效弥补乡村公共服务之不足。

第四是慈善事业。李约瑟曾指出,中国农民内部有着高度的互助合作传统。村庄族长们共同商讨有关本村的土地使用、道路桥梁修建以及其他有关公益事务,农民社团中的互助合作确实存在[22]。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新乡贤参与扶贫济困等村庄慈善公益事业最为常见。例如,在浙江绍兴国际村,2015年3月由关心家乡发展的新乡贤群体自愿成立了公益性、服务性和非营利性的乡贤组织,围绕组织慈善公益活动、开展扶贫济困等方面开展工作。新乡贤按照“村事民议、村事民治”村乡贤会的章程宗旨,推动村民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服务农村经济社会建设。该村乡贤参事会不仅参与制定村规民约,还面向村民日常生活需求,专门制定了“十好文明家庭”行动方案。乡贤参事会对表现优秀的家庭每户予以100-300元奖励,并对考取大学的村民予以5000元奖励,设立“关心下一代奖学助学基金”,鼓励发展乡村教育。新乡贤通过资源反哺的特殊形式,助推乡村慈善公益事业取得全面发展。

当然,新乡贤群体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其所承担的并非单一化治理功能,通常还彰显出一种多元共治的治理面向,因为新乡贤在某种程度上充当着村治“文化中间人”的特殊角色。有学者曾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结构层面分析村委会扮演的中介角色,认为既然作为中介的村委会不得不承担复杂的职责,那么就有必要增强村委会的能力,改变其职责与能力不对称的局面,也要求国家在法律和正常方面予以保障和支持[23]。显然,仅仅依靠外部资源给村委会赋能并非持久之策。充分挖掘、利用村庄内部的乡贤文化资源,可以丰富、弥补村两委单一化治理的现实难题。袁金辉也注意到,比较理想的乡村治理模式应是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社会中介组织、村民等多种治理主体构成的网状治理结构[24]。其实,在我国各地农村成立的乡贤参事会、乡贤促进会等民间组织,原本就承担着一部分社会中介组织的协同治理职能。正处于过渡和转型时期的中国乡村社会,也亟需能够反哺乡村的过渡性人才资源进行“输血”。这一人才资源既普遍熟悉传统乡村社会的发展规则,又具备跳出村庄看世界的外部视野。新乡贤群体独具的乡土文化结构与身份特征,构成了村庄“文化中间人”的主要内核,是化解和应对“消极村务”“乡村内卷化发展”等诸多现实问题的重要力量。当然,在都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持续互动过程中,新乡贤群体不只是面向村落社区提供公益服务的反哺者,他们也能成为村庄“领头羊”(村两委)的行动辅助者。“消极村务”背景下新乡贤参与村治的逻辑、方式及意义插图

三、新乡贤参与村治的现代意义与内在价值

由此看来,在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无论是国家层面自上而下的“行政化”驱动,还是基层农村社区自下而上的“自发性”组织,当代新乡贤参与村治对构建、完善我国新型乡村治理体系具有一定的现实启示意义。实如陈进华所述,中国倡导以国家逻辑为主导的现代化治理体系,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模板,而是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形成面向人民之治的国家善治,以系统性地回应信息化、全球化带来的国家治理变量的重大调整[25]。具体而言,在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中,新乡贤群体主要面向乡村社区提供公益性质的治理服务类型,这对于化解村庄“悬浮”治理问题,落实乡村“德治”,促进乡贤的价值回归等方面能够起到关键的导引作用。

首先,化解乡村“悬浮”治理与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众所周知,乡村“悬浮”治理主要指国家或地方政府把面向村庄的治理方式下沉至农村社区时,由于无法完全与基层民众的日常需求达成有效对接,从而导致乡村治理的“悬浮”现象。肖唐镖曾系统地分析过我国乡村治理的复合性治理危机问题。他认为,自上而下对基层不断强化的限权,致使农村基层治理的向上集权化、村治行政化和权力监督虚化三种趋势日益加重[26]。此时则意味着,在以村两委为代表的治理中介与村民群体之间形成了治理空间的“悬浮”或“真空”地带。当基层村治方式不能合理呼应村民的现实生活诉求时,既无法为村民提供满意的社区服务,又可能会导致村民与村两委之间的疏离感进一步增强,这实际上与国家取消农业税之前的“乡政村治”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乡政村治”这一制度设计的功能异化,导致“乡政”缺乏乡民意志的约束,乡民利益表达渠道容易堵塞,社会矛盾缓冲器(村民自治)失灵[27]。但是新乡贤群体的出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种传统治理方式的制度性不足,传统乡村社会的血缘和亲缘关系在其中还发挥着重要的凝聚作用。徐勇认为,农村治理形式的变化是“礼治”和“理治”及其乡土社会基础变化的必然反映。“礼治”依托的是家族共同体,以家族集体为本位。“理治”依托的是国家共同体,是以放大了的集体利益为本位[28]。换言之,新乡贤群体与其所生活的农村社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脉联系,借助血缘、地缘、业缘等形式构建的乡村社会网络,是新乡贤反哺乡村的重要渠道。依托新乡贤群体参与村治的及时补位,使得村两委与村民之间能够达成村落内部社会网络的有效衔接。新乡贤群体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赋能,也可以进一步提升基层村庄的社会供给和服务能力。

其次,落实乡村治理进程中的的“德治”问题。贺雪峰认为,村治的核心是村庄维护和再生秩序的状况和能力,村庄秩序是由两种力量建构的,一是村庄内生的力量,二是外来的行政性的及其他的(如法律规定)力量[29]。德治通常被看作是维系村庄秩序的重要内生力量。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建立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发挥群众参与治理主体作用。一般认为,村落中的道德秩序主要是依靠道德评判来评价人们的社会行为、调解人们的社会关系的社会秩序[30]。事实上,基层村落“德治”实践理念的落地,离不开对民众日常道德观念和行为的综合教化作用。新乡贤群体参与村治活动时,无论是年节期间组织的敬老孝老活动,或者是定期的捐资助学行为,在农村社区均发挥着重要的道德涵育和价值积淀作用。又如当下农村社区村规民约的制定问题,它本应体现村民合意而不是完成上级任务,其内容应更多回答和解决乡村治理之需,应该与村民生活息息相关[31]。乡贤参事会能够充分利用村庄内部的德乡贤优势,协助村两委制定更加符合村情村况的村规民约。从乡村治理的政治意涵来看,村落人情礼俗文化对乡村秩序的维系,部分地解决了农村发展中的政治稳定问题[32]。不仅如此,在基层村落社区参与纠纷调解、文明教化的新乡贤群体,通过其德高望重的乡贤身份和村落传承的礼俗文化传统,承担着乡村“德治”宣讲员的角色。他们可以利用闲暇时间,向村民宣讲村落德育文化,完善建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例如,在江苏徐州马庄村,该村新乡贤群体利用民间剧团的文化资源优势,主动承担了村落日常道德和文明宣讲等公共事务。这不仅有助于构建良好的村风民俗,还能落实乡村“德治”,优化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

最后,新乡贤群体的社会价值实现指归于村落。在传统中国社会,乡贤群体除了凭借其功德造福乡里之外,“告老还乡”本身也是乡贤作为精英人物实现个体价值再升华的重要方式。滕尼斯认为,共同体的意志的真正的实质是它的习俗,血缘共同体和家乡共同体,对人的性情产生新的影响[32]。村落恰恰是凝聚新乡贤群体情感的主要空间,新乡贤返乡、反哺乡村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社会现实价值和意义。当代新乡贤群体回报桑梓的价值诉求呈现,基层村落社区作为一个重要的价值空间载体。这种价值空间的塑造和培育,有助于健全乡村社会的组织文化网络,丰富基层乡村社区的治理路径。其实,即便是普通村民,他们也希望有进入乡村社会权力舞台的机会。在乡镇干部和村级干部结成经纪关系的情况下,这两级组织可以考虑将农民权力引入乡村事务管理[34]。新乡贤群体在某种意义上仍属于农村社区的“一员”,如若能够赋予其一部分文化身份权力参与村治、协助村务管理,既有利于促进乡贤自身的价值体认,也能够为以村两委为主体的乡村治理对象“减负”,从而优化现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治理逻辑和组织结构。田毅鹏认为,社会原子化危机的实质在于中间组织的缺失,即个人直接面对组织化的权力。因此需要强化基层社会的组织能力,并以恰当的方式将这些组织的运转纳入良性的、建设性的轨道[35]。不难看出,在乡村社会面临原子化危机的过程中,新乡贤群体参与村治,并从精神和价值层面获取民众认可,这也许是呼应、解决中介组织缺失困境的有效应对模式。它不仅能够进一步强化农村社区的自组织能力,还可以推动乡村治理走向良性发展轨道。一定意义上看,回归乡土村落,在基层村落社区中实现其应有的社会价值,也是新乡贤群体参与当代乡村治理实践的可选路径之一。“消极村务”背景下新乡贤参与村治的逻辑、方式及意义插图

四、结语

在现代中国乡村处于关键转型期的现实情境下,学界对于乡村治理问题的关注已然成为一块“烫手山芋”。事实上,无论是从“有问题”的乡村视角来研究乡村问题,还是把乡村“问题”作为阐释“问题”乡村逻辑的重要对象,都需强化对于基层乡民日常生活领域的主体性理解。因为理解乡村比强加解释乡村更重要,研究者应该摆正自己作为理解者的位置,从整体性以及文化理解的厚度上去实现中国乡村研究的创造性转化[35]。毋容置疑,最近几十年来,在我国各地渐次涌现的被视为“积极村务”典型的“明星村”和“示范村”背后,尚有数量众多的普通村落面临着现代转型难题,这直接影响到乡村基层有效治理的总体发展进程。其一,在城乡互动新格局不断孕育生成的社会语境中,基于乡民日常生活诉求而提出的“消极村务”策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应对后农业税时代的“乡村内卷化发展”等诸多新问题。其二,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工作,既是对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基层治理方式的延续,也是探索新时期乡村治理地方实践经验的重要参考指标。让-皮埃尔·戈丹认为,治理与统治不同,是一种人们深切希望,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之间进行协调或协商的现象[37]。若从自下而上的视角审视,发源于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乡村地区的新乡贤参与村治实践行为,其在村务协商、调解纠纷、文化教育和慈善公益等乡村治理领域发挥着关键的资源“补位”作用。其三,从国家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层面来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工作有助于夯实乡村振兴的人才根基,从而不断推进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我们也注意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了新时代这一大背景下,国家从宏观层面十分重视新型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例如,最近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特别指出要加强农村基层治理,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积极调处化解乡村矛盾纠纷,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38]。而在2019年6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中也提出,支持多方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积极发挥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区社会组织作用[39]。在乡村中依托新乡贤群体成立的乡贤参事会、乡贤理事会等村落互助性组织,正是新型乡村治理机制在基层村落社区的地方经验表达和路径探索。一般而言,受制于人口和农业生产方式所限,传统中国社会的治理方式通常是高效且低成本的[40]。新乡贤群体参与乡村治理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还能优化乡村社会治理结构,降低治理过程中的人力和物力成本,这对构建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村治理体系具有一定的现实启迪意义。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国家层面,新乡贤参与村治能够协助地方政府、村委会等部门解决“悬浮”治理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难题;二是村落发展层面,新乡贤群体可以在纠纷调解、礼俗教化等乡村“德治”领域起到“文化中间人”的引领作用,促进基层村落社区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发展;三是新乡贤自身层面,他们可以在参与村治的过程中,获得乡民的价值认可,实现个体社会价值的升华。不容忽视的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工作还存在着组织权威冲突、成员职权边界模糊等诸多新问题。对于怎样优化、释放本土乡贤资源的内生性力量等系列问题,有待进一步更为深入的探讨。

原载于:《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第74-82+157页。

作者简介:张兴宇,南京农业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师资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民艺术、村落组织民俗等;季中扬,南京农业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所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俗艺术、组织民俗学、乡村发展。

作者: 清研网

清研网总编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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