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用是否给政府公共关系带来挑战?

一、引言 自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以来,由于现代性问题所引致的社会抗争运动和公共危机此起彼伏,现代意义上的政府公共关系应运而生。理论上来看,政府公共关系是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权力关系…

一、引言

自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以来,由于现代性问题所引致的社会抗争运动和公共危机此起彼伏,现代意义上的政府公共关系应运而生。理论上来看,政府公共关系是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权力关系、利益关系以及信任关系的总和[1],其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可以利用传播手段来提升公信力和推进政策的实施;另一方面,政府公共关系也能够用于协调群众间的利益关系、缓解社会矛盾和群体性冲突,以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以往政府公共关系研究中,始终存在两派不同的观点。一派是以格鲁尼格为代表的双向对称理论[2],强调传播媒介的信息传递功能形塑着组织和公众之间的“对话公共关系”。另一派是以丹尼斯为代表的技术冲突理论[3],认为传播媒介所发挥的信息介入和控制资源的作用易于引发组织和公众之间的价值冲突,致使组织与公众关系的失衡。事实上,政府的公共关系状态是基于公民对政府决策和行为的认知而产生的关系结果[4],而互联网则是政府实现与社会公众沟通交流的重要桥梁,在现代政府公共关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具体就中国来说,在经济社会转型进程中,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于政府公信力的构建会形成一定的冲击,影响并改变着政府公共关系。根据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月,中国的网民人数已达到8.5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61.2%;个体互联网使用率一直呈现上升态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的占比高达98.6%,各类新媒体层出不穷。显而易见,伴随着现代网络媒介的兴起和发展,公众能够通过更加便捷、高效的网络平台来获取时政信息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公众的权利意识和民间话语的表达。与此同时,互联网也成为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驱动力,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例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展开工作;习总书记在中国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工作会议中进一步指出,政府要学会通过互联网平台构建与公众的良好关系。可见,互联网在政府公共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受到了决策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关于互联网对政府公共关系影响的研究,学界主要持两种论点。有学者认为,互联网的开放性、互动性特征有助于建立和实现政府公共关系[5]。如两会期间的新闻发布会、政府政策的网络民意征求、成功的危机公关事件处理等,均体现出了互联网所发挥的积极效应。然而,也有学者指出,互联网是风险和不稳定性的制造者。互联网的“去中心化”功能改变了“权力”场域的结构,挑战了政府的角色和行动逻辑。例如,张明新等和游宇等的研究表明,当网民拥有的信息与自我赋权相适应时,网民会减弱对政府权威的服从程度,相应也会降低对政府的信任程度[6-7]。在Ceron看来,互联网容易催生“批判性公民”[8],表现在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公众的政治效能感更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以及对政府的绩效满意度则会更低。进一步来看,这些变化还可能会增强民众的越级上访意愿和非理性行为倾向,促成公众的非制度化参与[9]。

纵观现有文献,虽然政府公共关系受到了西方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但是当前对中国政府公共关系的研究尚且不够充分。此外,将互联网作为考量因素对政府公共关系进行理论和经验考察的研究也相对较少。尽管有部分相关文献探讨了互联网对政府形象、政府信任和政治参与等变量的影响,但多数研究并未考虑到模型内生性问题所带来的结果偏误。鉴于此,本文立足于政府和公众两视角,采用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从政府绩效评价和非制度化参与两个维度来分析互联网的不同使用形式对政府公共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同时,对实证模型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了讨论与处理,使实证结果更具可靠性。

本文安排如下,除第一部分的引言外,第二部分论述政府公共关系的相关研究,同时简要回顾互联网使用对政府公共关系影响的研究文献,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介绍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结果;第四部分展开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技术是社会的产物,同时也是参与社会构成的重要工具[10]。互联网技术孕育于现代社会发展之中,发挥着对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塑造功能。具体到政府公共关系情景中,互联网提供的信息传播、互动表达和公共参与的平台,强化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连接能力,形成了社会共治逻辑。然而,互联网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也可能威胁到政府和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因此,本部分从政府和公众两个视角出发,围绕政府公共关系相关研究和互联网使用对政府公共关系影响的相关研究两个方面进行系统的梳理与回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一)政府公共关系的相关研究

最早关于政府公共关系概念的提出始于20世纪初,Harlow将政府公共关系解释为一种特殊的存在,“是公共部门、社会组织和公众之间存在的特殊关系,是一种独特的管理系统”,它能协助政府部门建立一个关系渠道,增进部门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11]。有学者指出,政府公共关系的实质就是“政民”关系。其中,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是政府公共关系的主体,非营利组织、媒体以及个体公民等是政府公共关系的客体,沟通和双向信息交流是连接政府与公众关系的重要纽带[12-13]。也有学者认为,政府公共关系体现为政府进行社会管理时,最大限度地获得来自公众的信任、支持和理解,实现与社会公众良好的互动关系[14]。尽管学者们关于政府公共关系的概念化理解具有多样性,但是对于其重要性的认知是一致的。可以认为政府公共关系是维护和增强政府合法性方面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矛盾的多发期,重视和调整政府公共关系的方式,提高政府公共关系的有效性,对缓解官民矛盾、官社矛盾,改善政府形象,提升政府的公信力等方面具有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

政府公共关系作为一种政府功能发挥的特殊渠道,其工作目标包括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提升政府公信力、争取来自社会公众的支持等方面。具体而言,政府公共关系体现为政府在社会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实际作为,既是政府行为和政绩在公众心目中的综合反映,也是公众对于政府行为的总体评价。从政府角度来看,政府公共关系构建的要点是政府管理手段的正当性和管理行为的有效性,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质量和决策管理能力等方面的满意度,与政府绩效评价紧密相关[15];从公众角度来看,政府公共关系体现为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质量和决策管理能力等方面的满意度,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公众的政治态度、参与行为和参与模式等方面,而公众的参与行为和参与模式较多地表现为非制度化参与,其中包括越级上访、非理性维权等行为倾向[16]。因此,基于已有的实证研究,本文从政府和公众两视角出发,选取公众的非制度化参与和政府绩效评价来测量政府公共关系。

(二)互联网使用对政府公共关系的影响

作为政府与公众之间互动的管理过程,政府公共关系通常被概念化为公众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和政治参与[17]。一般而言,政府绩效体现为政府是否为公众提供了有效的公共物品,以及是否确保经济和社会运行的良好状态[18]。公众对政府绩效是否满意,是他们基于对政府行为的评价和对个人利益的计算结果,体现出个体的理性选择[19]。在政府绩效理论中,公众对于政府绩效的评价是衡量政府绩效水平的关键,同时也是构成政府信任的重要维度。通常认为,互联网使用对民众的政府绩效评价有着显著影响,公众存在因网络媒体发布的信息而改变对政府运作方式及绩效认知的可能[20]。具体来看,互联网能够通过两种作用机制来影响公众对于政府绩效的评价。一方面,互联网的信息传播机制为公众构建了获取信息和评价政府绩效的渠道,公众对政府行为的认知不再只是来自直接经验,还有来自网络媒体的报道[21]。另一方面,互联网的互动表达机制为民众提供了参与讨论和互动表达的场所,进一步拓宽了公众政治参与的途径,网民们习惯于通过互联网媒介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往往开始形成的是零散的、不具有影响力的个人观点,但是当集体的看法和声音汇聚一致的时候,便会发展为一种强有力的网络“舆论”。有研究发现,相较于传统媒体(如电视、报纸、广播等)强化了民众对政府绩效满意度而言,互联网使用则显著提高了公众对政府服务和管理质量等方面的要求,与之相应的是公众对政府绩效评价的满意度也有所下降[22]。尤其是频繁在网络平台与他人进行互动的群体,他们更容易产生对政府低信任或不信任的态度[23]。同时,这部分群体也是非理性集体行动的潜在参与者,对于政府治理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24]。在卢曼看来,信任是简化复杂社会的现实机制[25]。当政府受到公众信任时,政府的治理绩效比较容易受到公众的认可,而政府公信力的缺失则极有可能滋生公众的非制度化公共参与,加大了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难度。

从概念上来看,非制度化参与是指个体不通过当下的制度方式、手段来表达政治意愿和参与政治活动的行为,也可以理解为“维权抗争”行动[26]。在非制度化参与的指标构成上,学者们主要围绕“是否与他人讨论政治问题”“是否在媒体上公开发表意见”“是否参与示威游行”“是否选择越级上访”等行为意愿的维度展开讨论[27-28]。在李锐和毛寿龙等学者看来,公众示威游行、散布谣言、罢工罢课等未通过合法方式和理性方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行为是非理性的,且上述行为也是现代中国非制度化参与的具体表现形式[29]。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公民参与机制的不完备、政府行为能力的不足、公众文化素质缺失以及受教育程度偏低等要素都是导致非制度化参与行为的主要原因[30],而互联网使用也是影响非制度化参与的重要因素[31]。有研究指出,互联网是非制度化参与的“助推器”,不仅会促成大规模的线下抗争运动,而且互联网使用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虚拟的非制度化参与[32],可以通过技术赋权来提高公众权力和公众对抗政府的能力,这与郑永年[33]的“技术决定论”有着相对的一致性。也有研究发现,互联网是非制度化参与的“减压器”。虽然互联网使用与非制度化参与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但是互联网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会约束公众的制度化参与倾向,降低民众的政治效能和对政府的信任程度[34]。事实上,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能直接影响非制度化参与,网络媒介的“泛主体化”特征也会弱化行为主体的责任意识和价值认知[35]。尤其是当个体的权益诉求难以通过合法渠道和难以在地方政府部门予以表达时,网络媒介会增强公众的话语表达,提高公众越级上访意愿和非理性维权的行为倾向[36]。此外,互联网的不同使用形式也会影响到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例如,经常在网络平台进行收发邮件、与他人互动聊天的网民更倾向于越级上访以及在公开媒体上发表意见[37];网民中社交网站的使用频率与组织和参与线下活动的意愿有着正相关关系[38]。

上述研究表明,当互联网完全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时,互联网很可能会影响民众的政府绩效评价和公众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进而威胁到政府公共关系。具体而言,互联网使用包括使用微博(微信)等聊天交友、在论坛或微博等平台发布评论、组织或参与线下活动等形式,而关于互联网使用是否对政府公共关系产生挑战则有待考究。

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在中国背景下,互联网使用确实给政府公共关系带来了挑战,具体而言,互联网使用对政府绩效评价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假设1);互联网使用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2)。

三、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自于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CSS),该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负责实施,旨在探索社会变迁的趋势。在调查方法上,CSS2015结合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分区县市资料设计抽样框,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案,在全国的30个省份、151个县(区)和604个居(村)民委员会展开调查。调查内容涉及个人就业、家庭生活、社会态度、社会参与和政策满意度等众多议题,是国内较为公认的权威的微观调查数据。在对核心变量数据缺失严重、异常值较多的样本进行处理后,最终得到了1933个有效样本。其中,男性和女性个体样本分别占比44.70%和55.30%;个体样本年龄介于18~70岁,平均年龄为35岁;从受教育程度方面的特征来看,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样本个体占56.34%,高中或中专学历的占9.83%,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11.23%。

此外,本文研究还使用样本所在省份的人均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该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6》。

(二)变量选择

本文从非制度化参与和政府绩效评价两方面来测量政府公共关系,参照王正绪等[39]和游宇等的做法[40],通过计算调查数据中的公众对11项政府工作(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污染治理、惩治腐败、扩大就业和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等)评价的累计得分,我们得到个体对政府的绩效评价状况。公众对各项政府工作满意度的测量均为4分量表,从“很不好”“不太好”“比较好”到“很好”,累计得分越高,表明公众对政府绩效评价越好。从理论上来说,维权行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公众对政府合法性的认可状况,公众对政府合法性的认同度越高,就越倾向于选择合法、正规的渠道进行维权[41]。借鉴这一思路,选取越级上访意愿和非理性维权倾向两个非制度化参与变量来测量政府合法性。

本文关注的核心自变量是公众的互联网使用频率。CSS2015问卷向受访者询问了使用互联网进行聊天社交、发表评论和组织活动的频率,受访者回答的选项包括“从不”“一年几次”“一个月至少一次”“一周1~2次”“一周3~5次”“几乎每天”,依次赋值0~6。为了便于实证分析,我们按照公众互联网使用的不同用途,生成了三个虚拟变量,并对每个变量都将回答“几乎每天”的样本取值为1,否则为0。此外,参考现有的研究,我们还控制了性别、年龄、政治面貌、经济地位评价、公平感知、人均GDP、地区等控制变量,变量名称及定义情况见表1。

互联网使用是否给政府公共关系带来挑战?插图

四、实证分析

(一)互联网使用对政府绩效评价的影响

公众对政府绩效评价变量是赋值为1~14的连续变量,因此我们选择OLS估计互联网使用对政府绩效评价的影响。从下页表2的回归结果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互联网聊天社交对政府绩效评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互联网发表评论和互联网组织活动对政府绩效评价的影响虽然同样为负,但影响并不显著。陈虹等[42]在探讨互联网对大学生政府信任的影响时,得到了类似的结论;朱博文对此解释为,由于微博、微信等新型媒介信息纷繁复杂、真假难辨,官方所提供的互联网民意表达渠道仍不够健全,多数进行互联网评论和组织活动的人群受教育程度较高,年龄以中青年为主[43]。从表1的描述性统计量来看,55%的公众几乎每天都会通过互联网进行聊天社交,相对而言,只有较少部分的公众会经常通过互联网发表评论(35%)或组织线下活动(16%),这也说明公众较高频率的社交网络对政府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Locatelli在考察Facebook使用对于公众个人政治态度的影响时也发现,Facebook使用频率的提升会显著提高大学生的反刍倾向(tendency to ruminate),进而对其政治态度产生间接影响[44]。

互联网使用是否给政府公共关系带来挑战?插图(1)

从控制变量的影响来看,男性对政府的绩效评价显著低于女性,这一结果存在的可能原因是,男性比女性有着更强的政治效能感,对政府的期望也就更高[45]。相比于非党员个体,党员对政府的绩效评价显著更高,该结果与多数相关研究的结论也较为一致[46-47]。此外,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对政府绩效评价越高;公平感知较高的个体,对政府绩效评价也较高。显然,良好的社会信任状况确实会对公众的政府绩效评价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个体对政府的满意度以及绩效评价高低和社会信任水平高低有着直接关系,受到公平感知水平高低的影响。从经济地位评价来看,对自己经济评价较低的个体,对政府绩效的评价也较低。可以看出,中产阶层没有必然成为“社会稳定器”,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态度存在着严重的分化趋势,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和评价也较低[48]。

(二)互联网对非制度化参与的影响

由于越级上访意愿和非理性维权倾向为虚拟变量,我们采用Probit模型估计互联网使用对这两个变量的影响。下页表3的估计结果显示,互联网发表评论和互联网组织活动对公众的越级上访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互联网组织活动所产生的影响更大。通过计算边际效应发现,频繁地通过互联网发表评论和组织活动会使得该类公众的越级上访意愿比低频互联网用户分别高出3.5%和5.1%;同时,高频率地通过互联网进行聊天社交或组织活动也会显著增加公众参与示威游行、罢工和罢课等非理性维权行动的意愿。从边际效应来看,高频聊天社交用户的非理性维权倾向比低频聊天社交用户高出了3.9%,而高频评论用户的非理性参与倾向则比低频评论用户高出4.2%。Zhang等[49]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我们的结论,该研究基于广东省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数据发现,社交网络的使用和基于社交网络平台开展的政治活动都会显著影响大学生的越级上访和示威游行行为。

互联网使用是否给政府公共关系带来挑战?插图(2)

(三)内生性处理

本文需指出的是,表2和表3中的结果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所产生的内生性偏误。具体而言,在估计互联网使用对政府绩效评价的影响时,可能存在非常重要的未被观察到的遗漏变量(如公众对政治的兴趣程度)同时影响着互联网使用频率和政府绩效评价,使得互联网使用对政府绩效评价影响的估计结果出现偏误;而在估计互联网使用对公众的越级上访意愿和非理性参与倾向的影响时,则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即实际上是公众较强的越级上访意愿或非理性参与倾向促使公众更加频繁地使用互联网,而非互联网使用影响了公众的越级上访意愿或是非理性参与倾向。多数相关研究并未考虑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因此,参照Pénard等[50]和Castellacci[51]的研究,本文选取“互联网高频用户比例”作为互联网使用的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与分析,该变量的测量方式是:按照不同的互联网用途,分别计算调查所在地互联网高频用户占该地区样本总数比例。选择该工具变量的原因是:第一,一个地区的互联网渗透率越高,每个公民周围使用互联网的人就越多,会产生所谓的同伴效应(peer effect),从而影响到个人使用互联网的频率,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第二,互联网高频用户比例是更高层级的地区层面的互联网使用数据,往往不会对个人的政治态度和行为意愿产生直接影响,只能通过个人的互联网使用行为发挥间接作用,从而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

本文采用2SLS方法和IV-Probit方法来分析模型的内生性及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从第一阶段的回归发现,“互联网高频用户比例”对三个互联网使用变量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联合显著性检验的F统计量也都大于10,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这一问题。表4和表5分别显示了互联网对政府绩效评价影响的2SLS回归结果,以及互联网对越级上访意愿和非理性维权倾向影响的IV-Probit回归结果。从表4的模型3可以看出,内生性Durbin-WuHausman检验的p值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互联网组织活动为外生变量的原假设,即表2中的模型3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使用工具变量是必要的。在控制内生性的条件下,互联网组织活动会对政府绩效评价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该影响大于互联网聊天社交对政府绩效评价的负向影响。这验证了本文的假设1。

互联网使用是否给政府公共关系带来挑战?插图(3)
互联网使用是否给政府公共关系带来挑战?插图(4)

表5中模型3的估计结果显示,Wald内生性检验的p值同样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互联网组织活动为外生变量的原假设,但是,即便考虑了模型的内生性问题,互联网组织活动依然对越级上访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结合表3的估计结果来看,表5中的模型1和模型3在系数的显著性上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只是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后,系数值大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从表5来看,模型4和模型5中互联网聊天社交与互联网发表评论的系数虽然变得不再显著,但是内生性Wald检验的p值也不显著,意味着在不存在内生性问题的条件下,表3中的模型4和模型5更加有效,即互联网聊天社交与互联网发表评论对非理性维权倾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验证了本文的假设2。该结论也说明了,在管理主义的长期浸润下,由于公共参与渠道没有得到合法性扩张,公众的权益诉求难以通过制度化渠道予以解决,这种不均衡的局面可能导致社会稳定和公众权利保障的冲突。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避免变量定义、数据选取差异和工具变量选取对本文研究结果造成的影响,我们进一步采取了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重新定义因变量。通过对11项政府工作评价指标做因子分析,提取一个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将其作为政府绩效评价的测量指标。同时,生成一个新的虚拟变量:当越级上访意愿或者非理性维权倾向取值为1时,将该虚拟变量赋值为1,并将其命名为“非制度化参与倾向”。从表6的第一栏可以看出,在重新定义因变量以后,互联网聊天社交和互联网组织活动依然对政府绩效评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互联网发表评论和互联网组织活动则对非制度化参与倾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上述结果均与前文分析保持一致。

互联网使用是否给政府公共关系带来挑战?插图(5)

第二,采用2013年和2015年度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进行重新回归。值得注意的是,CGSS调查和CSS调查在变量的设置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我们选取CGSS数据中受访者对公共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和社会管理四项公共政策的满意度评价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并提取一个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作为政府绩效评价的测量指标,公因子取值越大,表明受访者对政府绩效的评价越高。同时,由于CGSS数据中并未提供互联网使用用途的相关变量,本文以互联网使用强度作为核心自变量,将“高强度用户”赋值为1,其他赋值为0。此外,CGSS数据中也没有提供越级上访意愿和非理性维权倾向的相关测量指标,但是,2013年的CGSS调查向被访者询问了:“在最近的一年里,您是否积极参加要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投诉和上诉”,我们将该变量作为非制度化参与的测量指标,并命名为“投诉与上诉行为”。表6的第二栏显示,互联网使用强度对政府绩效评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投诉与上诉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使用CGSS数据的估计结果与前文分析基本一致。

第三,采用新的工具变量。已有研究表明,尽管地区的宽带基础设施状况会对个人的互联网使用行为产生直接显著的影响,但是对个人的政治态度和参与行为并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52]。因此,我们采用省级层面的宽带普及率作为互联网使用强度的工具变量,该数据来自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从表6的第三栏可以看出,在采用了新的工具变量以后,模型的估计结果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充分表明前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五、结论与主要启示

在社会心理学中,“外部刺激”会降低个人做出行为或价值判断的“内在认知”,进而产生“负向效应”[53]。显然,互联网改变了个体的政治态度和行为意愿,在政府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方面制造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构成了对政府公共关系的巨大威胁。

本文利用2015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从政府绩效评价和非制度化参与两个维度考察了互联网使用对政府公共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一定程度上威胁了“政民”关系,对政府公共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具体表现在两方面。第一,互联网聊天社交和组织活动对政府绩效评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认为,网络社交平台的“批判性”和“开放性”特征更容易汇聚公众舆论,成为理想的公共舆论表达场所,这与哈贝马斯对“公共舆论”的分析是相对一致的[54]。第二,网民通过社会化媒介来寻求政治信息的行为对于非制度化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互联网的组织活动功能对越级上访意愿的影响更为明显,而频繁使用互联网聊天和发表评论的网民更倾向于非理性维权。然而,本研究也存在着尚未解决的问题。例如,公众在使用不同的网络媒体时,如手机、电脑等会存在何种差异?互联网使用对政府公共关系是否同时存在着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不同人群的互联网使用行为,如发表评论、交友聊天、组织线上活动等对政府公共关系的影响是否也有所不同?网络新媒体是否也会形成“媒介抑郁”[55],致使公民产生较低的政治效能感和低政府满意度?这些都是今后值得探讨的主题。

现今,我国仍处于社会矛盾突发的关键阶段,充分发挥互联网在政府公共关系中的“下情上达”功能,重视和调整政府公共关系的方式十分重要。首先,政府应建立合法有效的互联网平台,正确引导和规范网络行为、拓展合理有序的公众利益诉求渠道,提高公众制度化参与能力;其次,完善网络治理体系,发挥网络媒介对政府行为的监督作用,提升公众对权力监督的力量,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规范自身的行为;最后,政府机构也需要通过不断提升治理绩效与公共服务质量以满足公众需求,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

【作者介绍】童佩珊: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peishantong@outlook.com;卢海阳: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hylu@fafu.edu.cn。

作者: 清研网

清研网总编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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