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我国乡村建设的路径选择

乡村是中国文化的根。近代以来,关于乡村建设的讨论和实践从未停止过。本文对滥觞于20世纪上半叶的乡村建设运动、肇始于20世纪下半叶的自上而下的乡村变革,以及发轫于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是中国文化的根。近代以来,关于乡村建设的讨论和实践从未停止过。本文对滥觞于20世纪上半叶的乡村建设运动、肇始于20世纪下半叶的自上而下的乡村变革,以及发轫于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进行梳理,并结合浙江横山坞村“美丽乡村”建设的实践经验,反思我国乡村变迁的历史轨迹和乡村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改造乡村:“规训”与“变革”

  改造乡村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二十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主旋律。中国乡村受到的第一次冲击是西方城市文化对中国乡村文化的“规训”,这种规训与型塑来自民间自发的力量;第二次冲击是国家力量自上而下对乡村社会结构进行彻底变革,引起了中国乡村几千年未有之巨变。

  (一)规训与改造

  20世纪上半叶前期,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如何救亡图存是知识界的核心议题。有人提出“科学救国”,有人主张“教育救国”,有人实践“实业救国”,也有一批有识之士试图通过乡村建设运动来改变中国乡村的落后面貌。

  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在于农民的“愚、穷、弱、私”四大病,他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试图通过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来解决这些问题,并在河北定县开展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定县试验”。有学者用“晏阳初模式”来概述那个时代一批以挽救乡村破败命运为使命的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①他们将中国乡村看待成是“病人”,而“治病”的手段就是用教育去改造农民,为他们灌输现代文明的价值观。这种乡村建设路径的实质是试图运用西式城市文明对农民的价值观念、行为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规训”。在福柯看来,“规训”是指代近代产生的一种特殊权力技术,既是权力干预、训练和监视肉体的技术,同时也是制造知识的手段,且它本身还是“权力-知识”相结合的产物。②这里,我们借鉴福柯的“规训”概念来概括20世纪20-30年代乡村改造的主流模式,即用现代城市文化来型塑和重建乡村文化。

  卢作孚的乡村建设思想与晏阳初略有不同,他认为乡村建设的终极目标应着眼于“创造出现代需要的新社会”和建立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民主国家”,乡村建设思想的核心是“乡村现代化”,尤其是“人”的现代化。③卢作孚认为中国乡村在吸引新经济项目实施实业建设的同时,应推行民众教育运动,即现代生活运动、识字运动、职业运动和社会工作运动。卢作孚认为乡村建设的根本问题在于秩序建设,他指出:“秩序问题,是包含着自治事业的经营问题和组织问题,是乡村建设中不可避免亦不可疏忽的根本问题。”④同时他强调了对既有地方自治组织的重视,认为教育、经济、治安、交通、卫生等方面的建设均属于乡村自治范围,自治组织的建设就是乡村建设的根本问题。

  无论是晏阳初提倡的改造农民的价值观,抑或是着眼于乡村现代化建设的卢作孚,都是在规训乡村、型塑乡村,试图用城市的标准去改造乡村。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力量不同,城市是一种强势文化,乡村则是一种弱势文化。一般来说,强势文化往往会凭借其经济、政治、军事和传媒等方面的优势,向弱势文化推销自己的经济理念、政治价值、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凭借便捷的生活方式和强大的经济能力,城市文化相对于羸弱的乡村文化就是一种强势文化。在晏阳初、卢作孚等人大刀阔斧进行乡村建设的年代,正值许多学者纷纷从国外留学归来。他们深受当时西方现代的城市文化影响,认为中国的“穷根”正是来源于中国乡村文化的落后,试图用城市文化“规训”乡村文化,从而达到改造乡村实现强国的目的。

  当然,当时也有像梁漱溟先生这样“认取自家精神,寻取自家的路走”的不同声音出现,提倡建立“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收西洋人的长处”⑤的组织,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在此基础上创造新文化。梁漱溟认为中国乡村的根本问题在于社会的组织构造,在当时那个阶段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国的社会组织构造已经全然崩溃,乡村建设运动实则是为“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⑥。基于这些认识,他在邹平开展了开展了长期的乡村建设实践,形成了著名的“邹平模式”。梁漱溟勾勒的中国新的社会组织构造是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同时吸纳西方先进的物质文化。梁漱溟的出发点并不是要全盘否定乡村文化,而是要在借鉴西方现代文明的同时保留中国乡村文化的精髓。

  (二)变革与改造

  1949年之后,国家开始大规模的自上而下对乡村社会进行改造,这种改造以变革农村基本制度和生产组织形式为核心。这一变革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始的土地改革与人民公社化运动,第二个阶段则是1978年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与第一次乡村改造的主要目的是文化规训不同,第二次乡村改造的主要目的是变革乡村社会结构,变革农民与土地的关系。

  第一个阶段是指从1949年至1978年,国家两次改变了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先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将地主所有的土地变成农民所有,紧接着在1952年又从农民所有变成了集体所有,并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实现了土地的公有化。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社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按照工分取得劳动报酬。但实践表明,这一制度是具有多各方面的局限性的。⑦

  改革开放后,我国乡村变革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国家推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切入点的改革,由此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农村改革大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根本目的是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激发农村经济活力,为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破除制度性的束缚。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统一分配变为农民经营的自主选择,这不仅是农民和集体关系的改变,也是农民和国家关系的重大调整。通过这一改革,农民从人民公社体制中解放出来了,农民拥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由此大大激发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的整体效率。

  无论是第一次冲击还是第二次冲击,虽然乡村建设的目标不同,但“改造”乡村却是始终不变的主题。第一次改造是试图用“先进的”城市文明改造“落后的”乡村文化,改造的方式是“规训”;第二次改造则是将封建社会的乡村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乡村,改造的方式是“变革”,其核心是变革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第二次乡村改造的第一个阶段,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整体计划的一部分,土地改革使得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人民公社化则是将分散的小农经济转化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第二个阶段,是将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农村生产效率。

  二、变革后的困境及走出困境的探索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极大解放了农村劳动力,他们开始频繁流动起来,这不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也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的一些深层次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农村发展陷入了新的困境。为突破这些困境,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举措。

  (一)变革后的困境

  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以后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是我国农村大发展的时期,农民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农业稳步增产,农村保持活力。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困境。这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小农经济制度内在的深层次问题日益凸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仍属于小农家庭经营方式,虽然有利于激发小农户的生产积极性,但其难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既无法承担市场经济的风险,也无法对市场需求做出及时有效的回应,更无法实行规模化经营。因此,在这一制度下,农村迅速解决了温饱问题,但要真正实现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普遍富裕是很困难的。

  第二,乡村的治理危机日益凸显。1997年以后,由于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农产品供大于求、销售不畅、价格低迷,农民的收入增幅逐年下降:1996年9%,1997年4.6%,1998年4.3%,1999年3.8%,2000年2.1%,2001年4.2%,2002年4.6%。⑧而农民的负担则明显加重,并逐渐影响到农村干群关系,导致群体性事件明显增多,农村的治理性危机日益凸显。⑨一时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声使“三农问题”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第三,大量农民进城导致导致了农村的空心化。随着城市的迅速发展和城乡差距的日益拉大,农村里有知识、懂技术的年轻人纷纷到城市打工,农村出现了“空心化”的现象。而伴随农村“空心化”的出现,农村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农村人口老龄化、农村土地纠纷等其它社会问题也纷至沓来。

  (二)走出困境的探索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城乡关系的失调是“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⑩为了消除城乡壁垒、统筹城乡发展,国家按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思路调整了相关政策,并提出了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重大战略任务。在这一背景下,国家推出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如全面取消农业税,增加农业投入,实施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等直接补贴政策,建立并逐渐完善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为代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这些措施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三农问题”。

  三、升华:来自横山坞村的启示

  20世纪各个时期的乡村改造不同程度缓解了乡村的危机,但仍然没有解决乡村的主体性的问题,乡村在相当大程度上仍然只是作为城市的“附庸”而存在,是待改造的对象。党的十八以来,乡村建设进入新阶段,其中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强调乡村自身的独特价值,重建乡村的主体性,这是乡村建设的升华。浙江横山坞村的实践表明,在城市化飞速发展的今天,乡村是有其独特价值的,乡村的主体性重建也是可能的。

  (一)乡村主体性的重建

  乡村主体性的沦丧是近代以来我国乡村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乡村主体性的重建则是我国乡村振兴的根本所在。(11)党的十八以来,国家所推进的“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重建乡村主体性的努力。

  长期以来,在主流文化意识形态中,农村的价值被严重贬低,只有城市才能让生活更美好。(12)其实,与城市生活一样,乡村生活也是人类的一种生活方式。与城市生活方式相比,乡村生活有着宁静的生活氛围、优美的生活环境、简单的生活状态和温馨的人际关系,这些东西恰恰是久居城市的人们所追求、所向往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建设“美丽乡村”,进一步加强农村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综合整治工作。“美丽乡村”建设不仅仅是农村房子与道路的改造,而是在乡村建设路径上突出了“美丽、生态、宜居”等概念。美丽乡村建设的目标是既要实现“百姓富”,又要保持“生态美”,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13)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将“建设美丽乡村”的发展方向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从“美丽乡村”到“乡村振兴”,一以贯之的是国家对农村的生态文明和农民的精神生活的关注,强调要“让群众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14),“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15)。这表明,国家开始强调到乡村和城市是两种不同的生活形态,按照城市模式型塑乡村并不是一条可以推广至全国的发展道路。乡村生活也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形态,具有人口密度小、社会组织结构简单、生活形态贴近大自然等特点,是不可替代的,要重视乡村文化的传承。

  (二)乡村建设的“横山坞经验”

  横山坞村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一个村庄,全村共454户、1557人,外来人口3400余人,共分为6个自然村。近年来,该村发展生态旅游,通过农业观光园、休闲产业的发展带来了经济、社会、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

  走进横山坞村,整洁的村庄、现代的设施、优美的环境映入眼帘,漫步在乡间干净整洁的柏油路上,可以看到村庄内散布着几座颇具文艺气息的艺术馆,几间格调清雅的民宿错落有致地坐落在茂密青翠的竹林之中。村内有一处洋溢现代气息的3D画,引来络绎不绝的游客。正是由于其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的成绩先后荣获全国十佳小康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国家级美丽宜居示范村等称号。

  横山坞村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艰难转型的过程。在2003年之前,该村还处于“垃圾满天飞”、“路中间的垃圾没有人管”状态。从2003年开始,该村开始大力开展环境整治工作,首先是推行“五改一化”(改厕、改路、改水、改房、改线、环境美化)政策;其次,成立保洁公司以保障环境建设,实施多项规章制度以“积分”的方式激励各家各户参与“美丽家庭”评比,同时采用“负责制”的方法规定各家负责一部分公共区域的环境卫生,让村民逐渐形成“保护环境”的意识。经过多年的努力,村民们已经养成了良好的行为习惯。

  随着乡村面貌的变化,美丽的青山绿水吸引了不少城里人前来参观,于是该村的生态旅游逐渐发展了起来,农民的收入迅速得到了提高。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在村庄环境的整治过程中,还是在生态旅游的发展过程中,该村都尽量保持农村的特色,并没有迎合城市人的口味。这里的民居、民宿是充满乡村风情的徽派建筑,散养的家禽、大片的茶园随处可见,外来游客体验到的是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而这正是该村的独特魅力所在。

  横山坞村的经验表明,乡村并不必然是城市的附庸,乡村文化具有自身独特价值,在乡村建设中要重视乡村文化的传承,而不能简单否定乡村文化的价值,甚至用城市文化“规训”和“改造”乡村文化。而要发掘乡村的独特价值,就要根据每个乡村历史传承、地理环境、民俗风情、地域文化的不同,因地制宜因开展乡村建设。

作者: 清研网

清研网总编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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